“……此处没事了，回去告诉你们家主不要乐不思蜀，根烂了，果子接的再多也是枉然。”
王浩根本没回来，他留在日本了，前两页说的都是他在日本混的如何滋润，很有点给个州官都不换的意思。
从第三页开始改成了英文，一看就是王雄那三个孩子的手笔。内容非常丰富，全是当下日本社会的状态和各种政策介绍。
和箱子里的礼物与码头上的倭人相比，洪涛更愿意看到这些东西，把海船打发走之后就匆匆回到书房，关起门来仔细研读。
不看不知道、一看吓一跳！日本的状况完全不像中国史籍上记载的，或者说中国史籍的记载只是一个片面，其它方面并没显露出来。而王雄他们记录下来的这些东西，从一定程度上揭开了此时日本的面纱。
在史料上日本和中国最早的接触始于公元57年，顺便说一句，中国史书上没有公元这种纪年方式，也没有1089年，只有各位皇帝的年号。为了让大家看着方便，不用一边看一边查年份，咱就不那么认真了。
公元57年是什么时候呢，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。据《后汉书-光武帝本纪》记载，建武中元二年有倭奴国使节奉贡朝贺，光武帝赐以印绶。
这枚印后来于年在福冈博多湾的志贺岛被发现，金印印面呈正方形，边长约4厘米，印台高约3厘米，台上附蛇形钮，通体高约5厘米，上面篆刻着汉委奴国王字样。
从此开始中国两国就开始了密切交往，很多日本国王都受到了册封。到了隋朝，日本推古朝的圣德太子为进一步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技术，派出了由小野妹子率领的第一批遣隋使携国书出使隋朝。
隋以降，遣隋使改成了遣唐使，直到公元894年，日本共派遣了12批遣唐使，着重学习了隋唐时期中国的政治、法律和经济制度，并以此为蓝本开始了大化改新，颁布了大宝律令，向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迈进。
以上是国家层面的交往，有关两国的商业贸易记载多见于唐朝。根据日本寺庙里的书籍记载，延喜年间日本的王公大臣经常私下和唐朝商人交易，先用高价把好货物都买走，等日本政府来收购的时候货物十不存三。
于是日本政府颁布了一条法律叫做“类聚三代格”，禁止任何人未经官方定价就与唐朝海商交易，有点物价局制定指导价的意思，民间称为延喜禁令。
这份禁令在中日商业交往活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，它标志着日本对外政策从此走向了闭关锁国时期。
公元911年日本政府又颁布了渡海制和年纪制，限制宋朝海商到日本的次数间隔最少两年，还禁止日本商人、僧人、官员随便出国。
按照这些律法的规定，宋朝海商的船只抵达日本港口之后必须要提交包括申文、货物目录和市舶司颁发的商人容貌、衣裳束装绘图等材料。然后入住有资格接待外宾的旅店或者鸿胪馆，并由大宰府派人接待。
这一点日本政府采用了拿来主义，全完学习了宋朝的禁榷、合买、抽解制度，用来控制不同种类货物的售价和输入量。但也有不同，日本没有市舶司，而是由一个叫大宰府的机构全权负责海关出入检查登记。
当外国商船抵达之后，要接受大宰府官员的“存问”，类似后世的海关检查，船只什么时候抵达、船上有多少人、叫什么名字、带了什么货物都要明确记录。
存问之后，如果货物比较多，大宰府就得把这件事儿上报给京都的日本朝廷进行“阵定”。大概意思就是相关的几位大臣一起合议，把结果批复给大宰府，最终决定让这些外国商船在日本港口停留多少时间。
那要是外国商船对阵定结果不满意或者有意见咋办呢？还可以上诉，在日本称作“廻却”。
接到廻却请求之后，大宰府要立刻上报太政官，由朝廷有关部门进行审核，再把审核结果发还大宰府。
当然了，也不是谁有意见都可以提出廻却请求的，必须是大事儿。多大才算大呢，王雄在信里说明了一下，就是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大事儿。用后世的话讲，应该叫做容易引起外交纷争的事情。
如果一切手续合法，经过大宰府的存问、阵定之后，就相当于货物通关，下一步才能进入日本国内市场按照大宰府规定的指导价进行贩卖，叫做和市。
不过日本政府又禁止私人和外国商人随便接触，那该怎么卖货呢？如果大家见过改革开放前的友谊商店和外交人员服务中心，就很容易明白当时的日本政府是如何处理这件事儿的了。
大宰府会把外国商人统一安置在指定的舘驿内，就好像改革开放前国内为数不多有接待外宾资格的宾馆一样。
外国商人的贸易活动只能在这些宾馆里展开，所携带的货物先要由日本政府统一采购，他们挑剩下的再由一些得到政府允许的日本商人来采购。
按照大宰府的规定，外国商人必须在阵定给予的停留时间之前把货物卖光，然后在最近的季风来临时上船回国，平时不能随便离开舘驿到处乱逛。
除了交易规则之外，王雄还把两国之间的主要贸易路线和港口也打听清楚了，结果同样出乎洪涛意料。不是太多了，而是有点少的可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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