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天之后，上海火车站枪击案的新闻如同雨后春笋一般，即便是想要限制也无从下手。
无论是古城区还是郊区，无论是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，大街小巷、茶馆酒肆，但凡是人们聚集的场所，无一不是在讨论这件事。虽然在案发的第二天，袁肃便亲自现身新闻发布会做出明确告知，称此次枪击事件并非是针对宋教仁。为了取得新闻界的信任，他还罗列了当初在山海关赈灾期间所发生的事情，并且愿意提供所有相关的文件档案以做证明。
事实上，袁肃他很清楚自己这么做有很明显的欲盖弥彰之嫌疑，可问题是很多人已经开始胡思乱想，正值南北合作最重要的一个时节，又是在启程北上的火车站，爆发如此大规模的驳火，实在是很难说清楚原因。而稍微有些理智的人，第一念想显然就是会把“谋杀”与“宋教仁”联合在一起。
他现在所能做的，就是尽可能制造另外一种说法，哪怕这种“说法”表面上看去很像是掩盖，但也总比眼睁睁的看着谣言四起要好。
同样是在这段时刻，以陈其美为首的国民党人纷纷借枪击事件抨击北洋政府。
对于袁肃而言，陈其美彷佛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，之前还是和和气气，热忱的支持赞成宋教仁北上，可现在却成了义愤填膺的第一领头人，期间的反差不仅仅是很明显，甚至可谓是十分过分。
不过好在这些人的抨击没有很直接，只是捕风捉影的提出一些抗议。
但是即便如此，袁肃也很清楚国民党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在言论上一点一点抨击的更厉害也更明显。而通过这件事让他不得不意识到，余小鱼的行刺行动背后所隐瞒的内幕，会不会与国民党内部矛盾有关？
当然，他不是指责此次枪击案是国民党内部所为，毕竟若真是国民党内部矛盾，何必要找一个自己认识的杀手？更何况在枪击案现场余小鱼都高声大喊过是要为父报仇！也就是说，陈其美等人的反应只不过是想趁这个事件来兴风起浪。
为了这件事，袁肃还专门找林伯深做了一些了解，林伯深告知宋教仁离开的晚上，党内又召开了一次碰头会，虽然不是很正式的会议，仅仅只是对火车站发生的枪击案做讨论，但目前在上海的党内重要人物都到场了。
根据林伯深所说，那天晚上黄兴、于右任、吴仲华、陈其美等人都表现的很不愉快，不过虽然黄兴是最开始怀疑这次枪击案另有所谋，但当时反而并没有表现的很激动，从始至终他都是持着怀疑的态度。
但不管怎么说，连与宋教仁关系最密切的黄兴都开始怀疑了，其他人自然也都没有剩下多少信任。
与林伯深见过面之后，袁肃忽然感到此次宋教仁北上不仅仅是北方有大的反应，就连南方同样是波折四起。简单的说，或许在历史上的此次南北政治合作，是南北双方都有人不愿意看到的结果，而正是因为这些人的暗中破坏，才最终导致这次最佳合作机会的流产。
二十八日这天早上，距离宋教仁离开上海已经过去了三天，按照行程的推算这会儿应该快到天津了。这段时刻袁肃一直在忙着处理火车站枪击案善后工作，北方也来了几封电文催问事情经过，他都做了如实汇报。
然而继续在上海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正因为如此，他决定三十日启程返回北京，从今天开始便着手收拾和打点，并做出最后的善后安排。他计划在今天下午与国民党进行一次正式的约谈，不管这些人到底相信还是不相信，自己都只会做最后一次强调。
晌午才刚过，郑汝成忽然来到袁肃所下榻的庄园，急匆匆的来到二楼书房与袁肃见面。
刚迈进书房的大门，郑汝成直接便开口问道：“袁大人，听说你要把人犯带去北京？”
袁肃此时正在将一些文件打包装进文件袋，之前听通报郑汝成来找他，其实心中早已猜出了一个大概。他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，甚至都没有抬头，只是轻描淡写的应道：“是的，我已经都决定下来了。”
郑汝成很是着急的说道：“袁大人，这么做，不妥吧？您也知道，如今上海这边人云亦云，都说这件事肯定有隐情。之前黄克强他们还频频打电话到我这里施压，现如今您突然把人犯带走，只怕还会引起更多的非议。”
袁肃自然是料到郑汝成会因为这件事来发问，他不疾不徐的说道：“正是因为这件事另有隐情，而这人犯可是举足轻重的证人，所以我才决定将其带回北京，当着国会的面来置一个公道。更何况继续把人留在上海，能有什么作用？就算审问出什么线索里，外面那些怀疑人照样还是会怀疑。”
郑汝成原本不想管这件事，无论袁肃折腾成什么样子，到底还是北洋政府来收拾残局。他之所以要为这件事操心，关键还是觉得袁肃最近在调查枪击案方面实在太离谱，都这么多天过去，人关押在警察局监狱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警察局长吴世森还说袁肃特别交代不准对这些人用刑。这到底是什么回事？
他不在乎这次刺杀是针对谁，哪怕是针对宋教仁也无所谓，但若是袁肃非要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又这么露骨的话，到时候自己岂不是连一点准备都没有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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