总算有惊无险。两天后,无奈的崇祯又单独召见朱大典,无非一番勉励的话,预计的人质问题并没有提出。对于台湾也是只字未提,可能崇祯认为那是个无关紧要的小岛,台湾究竟有多大,这个时代的大明朝的君臣恐怕都说不清。
崇祯前些天曾经传下旨意,叫户部、吏部收集有关台湾的史料文档。结果令崇祯大失所望,宫廷的档案中仅仅有永乐年间郑和曾经到达大员的记录,余下的就是倭寇盘踞大员骚扰沿海地区的记载。在打击倭寇的上百年的历史中,明军也数次登上大员,后来也都返回来了。没有占据,也没有勘测,更没有设置官吏。对于台湾依然是什么有价值的文字没写出来。
倒是朱大典的一句话让崇祯帝心里一亮。朱大典说:“陛下,依微臣看,当今天下纷乱,正是多事之秋。当务之急有三:外有建奴、蒙古侵扰,内有西北乱民,此其一。其二是连年灾荒,民不聊生,官府救济不力。导致饥民遍野,流民四处流窜,民生不稳。臣亲眼所见,已经累及到京师。其三,为解此危难需要大批钱粮,然国库空乏,钱粮两缺。微臣斗胆妄言,不当之处,请陛下恕罪!”
崇祯召见朱大典,心里也是很矛盾的。他已经感到朱大典非同一般,见解自然会非同凡响,很想交流一番,希望有所收益。另一方面,强势的朱大典在朝堂上咄咄逼人,让皇帝感到有一种压力。以崇祯多疑的心性,自然不能信任他,甚至有出手压制的欲望。所以这次召见充满了矛盾和无奈。
崇祯倒是没有想到朱大典能这么率直的直奔要害,这三点正是让崇祯日夜不宁的问题。其实还有一点朱大典没有说,那就是皇帝身边没有能为君分忧的可用、顶用之人。以朱大典之精明,应当能看到。精明之人自然也不会说这个问题,打击面太大了。
说道要害问题,崇祯再也掩饰不住忧虑和不安,很像是自言自语的轻声问道:“朱爱卿可有良策?”说是这么说,崇祯也没指望有什么好办法。
朱大典启奏到:“陛下,事务纷杂,头绪众多,终其一点,‘钱粮’二字首当其冲。”
崇祯暗暗点头,朕岂不知钱粮重要?又如之奈何?
“研讨一些农耕办法,以缓解灾荒。救助灾民,安抚流民、饥民,如此等等,办法很多。朝堂上不乏有识之士,见解定然强过微臣百倍。无论什么办法都要各级官府的官员去办差,各地方官员能不能办、想不想办也需要有督促他们的办法。内阁大员,各部官僚也都会有好的见解。微臣自愧不如,因此,也不敢妄加议论。言之总而,只要想办事,办法总是有的。”
崇祯不高兴了,说了半天等于没说,你也没有办法呀!
“陛下,微臣赴任山东,欲细细地研讨山东施政的得失,则其要者,寻求改变一二。臣有信心明年秋赋,山东一省上缴的赋税、钱粮定然执北方各省之牛耳,直追南方富庶之地!”
此言一出,惊得崇祯睁大了眼睛。这牛皮吹的大了点吧?如果各省巡抚都有此志,我这当皇帝的还有什么忧虑!
“朱爱卿快说,有何良策?”崇祯迫不及待了。
“微臣尚未赴任,山东民情尚需查访,说有什么办法为时尚早。不过有一策臣已经筹划多时了,不过六个字而已:‘官绅一体纳粮’。”
‘官绅一体纳粮’是清朝雍正年间的改革政策,的确是革除弊政的一个重大措施。针对明朝末年的情况,被朱万化提了出来,作为第一批改革的要点。大明的经济实力是很强的,但是大量的财富沉淀的民间,是民富国不富,民富国不强的状态。没有国家的富强,民富就是无根之草,水上的浮萍。历史的事实也是如此,富而不强的大明,被经济文化都远远落后的满清给灭了。
但是这个观点崇祯是接受不了的。他拍案而起,手指朱大典怒喝:“大胆!士绅地位尊贵,岂能等同于草民。何况这是洪武太祖定下的规矩,历朝历代的成法。岂能破坏?这世上还有尊贵卑贱之分么?”
见皇帝震怒,朱大典躬身答道:“陛下息怒,听微臣解释:朝廷征收的赋税是做什么用的?无非是治理国家,保卫国家。国家安定国民受益。士绅也是国民,国家的安定他们也是受益者,而且是最大的受益者。作为受益者不应该付出吗?打一个比方,地主为保护自己免遭土匪侵扰,需要豢养家丁护院。地主不拿出钱粮能召集到为自己卖命的人吗?国家也是一样,国家的军队保护了士绅,国家的官府衙门维护了士绅的利益,士绅理所当然要出钱粮维持军队、官衙,天下哪有无米之炊?
宋代改革大家王安石有一句名言:‘祖宗不足法’。这个说来话长,都是老生常谈,臣就不说了。恕臣说句大不敬的话:如果祖宗定下的规矩都不能动,现在坐在龙椅上的应该姓‘嬴’,应该是祖龙的后代!这天下自秦汉唐宋以来有多大变化,可为天翻地覆,何言祖宗成法?
如果建奴打过来,乱民围过来,国家没有钱粮破敌,那建奴会因为士绅尊贵而不杀?乱民会因为祖宗成法而不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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