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岩来到开封，找的是开封府的衙门，他告了四个开作坊的场主，其中一个开的是纺纱厂，罪名是大量的使用童工，剥削残忍，有至伤、至死的情况，非常严重。有一个是开染坊的，工人都是买来的，没有工钱，日夜劳作，工人们苦不堪言。另外两个场主的罪行轻微一些，也是克扣工钱，很多人干了一年分文未得。
黑心的老板拖欠工资，古今相同。
由于河南省在吴光义任巡抚时，大力提倡工商，当然也就会有一些扶助的政策，现在换了樊尚燝，他对改革新政颇有微词，这样一来官员们对于工厂、商户就不好处理了，是从严还是从宽？尺度把握不好，只好向上司请示。另一方面现在官府在鼓励工商，工商的事情自然就在风头上，有点大小事端就会闹得满城风雨。开封是河南的首府，巡抚、三司、知府同城，所以樊尚燝自然很快也就知道了。
处于反攻倒算风头上的樊尚燝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于是，又一次伸出手，越位干预这个案件。
这样一来严厉处理就是必然了。
不管处理轻重，这都是个别事件。在整个河南省来说这种情况还会有，绝不仅仅这四个例子。但是，也不会是全部，并不能说所有的工商户都干了非法之事。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。
但是，如果别有用心，以此推而广之，打击所有的工商户，那就会冤枉了大多数的人。
樊尚燝就是这么干的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抓起来再说！在大明也不会有人跳出来喊什么“法制”，官差如虎狼，抓起来就是大刑伺候，屈打成招者数不胜数。一时间河南就是一片腥风血雨，人头滚滚落地，工场、作坊、商铺抄没充公的数不胜数，办案的官差衙役乘机敲诈勒索、贪污私肥者比比皆是，河南新兴的资本市场遭到了巨大的打击。
好在朱家没有什么损失，这是由于朱万化办工商实业有一个原则，那就是，国防军的势力没有达到的地方，不允许开办实业。为了河南的工商发展，仅仅开了一个唯一的先例，那就是开封的粮店。在开设这间商铺时，朱万化就曾指示贸易公司的总掌柜朱颜说：仅此一例，别处绝对不可照此办理。朱万化到不是怕谁，他是怕惹来麻烦，影响朱家的大策略。
除此之外，在朱家势力范围之外的业务就只有邮政和曙光银行了，这两样算不上实业，带有公共事业的性质。即便如此，也是仅在朱家有影响的地区开办，并没有面向大明的所有省份。
朱万化的这个原则让朱家避免了这一次的损失，更避免了一次大麻烦。可以想象，如果朱家在河南有大量的产业，遭遇如此损失，朱家就有可能向河南用兵，其后果就严重了。
现在朱家在河南的产业有：南阳西峡县的农牧场，那个地方是独立第一团的驻地，没有人敢惹事的。其次就是分布在各县的邮政和银行，一般不是穷凶极恶的强盗，是没人敢动的，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守卫，特别是银行，守卫的力量都不弱于县里的差役。最后一项就是河堤修缮处在黄河沿线的分支机构，他们与工厂、作坊、商铺不沾边，何况有正规军的保护，更是没人敢动。所以有危险的只有开封的曙光粮店。
朱家的情报机构已经很完善了，特别是在河南，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提前就能知道。因此，当风声不对时，开封的粮店及早的就停止了营业，粮食和主要人员都转运到黄河北岸的兵营之中。黄河沿岸都有朱家的兵力，只剩下空壳的粮店也还是增加了一些护卫，目的是防止有人借此挑拨事端。河南的官府也知道这家粮店的背景，为了缓解河南的粮荒，全指望着这家粮店大量的引进粮食，所以暂时没有人敢动它。
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说过了，河南的稳定对于大明是至关重要的，乱民就在山西，河南的动荡极其危险。虽然由于国防军在黄河北岸有两个营的兵力，山西的乱民过不来。但是，动荡的河南自己就会产生民乱，那和山西的乱民入境没有原则上的区别。李自成、张献忠并不新奇，河南人才济济，出几个猛人不算什么。面对这种危机，经朱家父子商议，不得不有所反应了。
兵是不能用的，形成战乱的后果更糟，并且有替恶人撑腰张目的嫌疑。反应的办法就是利用中华日报的舆论向导，在报纸上开设专栏，组织大批的文章，报道河南的形势，发表评论，当然还会使用正反两方面的文章展开论战，分析其害处，危险性，对于大明局势的影响。朱万化自己就动手写了几篇文章。
朱万化没有料到的是，樊尚燝的固执和暴躁。中华日报影响面大，舆论的压力也就大，在河南开始有士绅发出不同的声音，批评樊尚燝。朝廷的大明日报，不知道是反应迟钝还是有意纵容，反正是没有任何表示，只字不提。
七月初一，樊尚燝命令在河南查封中华日报！关闭河南的邮政业务。报纸是通过邮政发行的，朝廷的大明日报也同样通过邮政发行。他这一关，把朝廷的大明日报也给关了。
还好，河南没有关押邮政的工作人员，没有动曙光银行，也没有限制曙光货币，否则局面将更加混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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